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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嘉史学再认识

1999-01-08 来源:光明日报  我有话说

编者的话今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,也是各项事业总结与开拓的一年。中国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,将以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。本世纪的 100年间,我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,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。近20年来,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潜心治史,迅速成长,显示出生机与活力。为展示他们的学术风采,本刊今日推出“博士论坛”栏目。读者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、认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面貌和前景。

罗炳良,男,1963年8月出生,河北省定兴县人。199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,199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18世纪中国史学,先后发表《十八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)、《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》等论文30余篇。正在研究的项目是《十八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方法论研究》。

最喜欢的格言: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。(《诗·大雅·荡》)

近代以来,治清代史学者习惯于用历史考证学概括乾嘉时期的史学成就。比如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划分为清初启蒙期、乾嘉全盛期、道咸蜕分期、清末衰落期四个阶段,认为“启蒙期之考证学,不过居一部分势力。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。故治全盛期学史者,考证学以外,殆不必置论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十、十四)。此论一出,影响甚大。于是历史考证学成为乾嘉史学的代名词,人们根据对历史考证学的认识评价乾嘉史学,从而产生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。90年代前期,已有学者指出乾嘉史学并非只是历史考证学。事实确实如此,乾嘉史学的内涵甚为广泛,决非历史考证学所能涵盖。近年笔者对18世纪中国史学进行初步研究,认为对乾嘉史学内涵有重新认识的必要。概括说来,它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
——乾嘉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历史考证学派对中国古代史籍的考订、注疏、辑补,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在这方面名家辈出,名著累累,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和《陔余丛考》、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和《考史拾遗》、王鸣盛的《十七史商榷》、章宗源的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等,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。这些史家以实事求是为宗旨,对历代史书加以考辨、辑补,解决了前人研究中许多滞碍不通的问题,为整理中国古代史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。尤其是他们倡导的史学求真精神和考史方法,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继承的优良传统。

——乾嘉史学极重要的成就是史学理论上的建树。过去有一种看法,认为乾嘉史学只有考证,没有理论建树。这种看法是片面的。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全祖望、章学诚和邵晋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例如,全祖望关于史书书法的理论认识,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成就,特别是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作了全面总结,提出了许多关系到史学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,即便是考史学派史家赵翼、钱大昕、王鸣盛等人的考史著述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,需要进一步发掘和阐说。这方面的成就,足以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:只有同时承认考据和理论是并行的两大发展趋势,才能认清乾嘉史学的全貌。

——乾嘉时期史家除考史著述以外,还撰写出一批重要的历史著作。过去常常以为乾嘉史学中只有考史、补史之作,而其他方面的历史著作,尤其是记载本朝历史的撰述则被忽视了。这种认识也是不全面的。乾隆朝官修的重要史书,除《明史》和前五帝《实录》成书较早外,乾隆中叶相继撰成《续三通》、《清三通》和《八旗通志》等典制体史书,还有秦蕙田《五礼通考》等私人著作,蔚为大观,成绩显著。编年体著作则有托津奉敕修撰的《明鉴》、蒋良骥的《东华录》、毕沅主纂的《续资治通鉴》等史书。而江藩的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和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则是很有价值的本朝学案体史书。纪昀主纂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史部提要,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的系统工程;章学诚撰《文史通义》和《校雠通义》,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。它们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占有极重要地位。

——嘉乾时期的史家还在考史著述以外另辟蹊径,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,开嘉道以后新兴学科之先河。以前人们一直认为乾嘉史家仅仅满足于一书一人一事的孤立考证,完全背离了清初史学经世致用传统。近年来有些学者撰文指出,赵翼、钱大昕等人都具有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,值得重视。此外,乾嘉史家的经世思想直接表现在对边疆史地和科技史研究上。祁韵士撰《皇朝藩部要略》和《西陲要略》,开西北边疆史地学风气之先。稍后徐松撰《新疆识略》和《西域水道记》,进一步奠定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基础。阮元撰《畴人传》,记载上古至清代科技人物200余人,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。后人踵其体例,写成《续畴人传》、《畴人传三编》和《畴人传四编》,相沿不辍。这两个研究领域对近代史学有重要影响,如《清史稿》即设有《藩部传》和《畴人传》。

——乾嘉时期的地方志撰述,成为史学领域中的重要部门。章学诚纂的《湖北通志》《和州志》、《永清县志》,阮元总纂的《浙江通志》、《广东通志》、《云南通志》、,戴震修撰的《汾州府志》,洪亮吉修撰的《淳化县志》、《泾川志》,李兆洛修撰的《凤台县志》等等,皆为名作。这些修志者皆一时之选,或相互商讨修志体例,或运用别识心裁勒成一家著述,从而丰富乾嘉史学的内涵,在有关体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方面成就颇高,也最具特色。

——乾嘉史学中与历史考证貌同心异的则是汇汉宋之全的学术总结,自成一家。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崔述和阮元。崔述撰《考信录》,重点不在考证史书本身,而是考辨前人各种论断,力图恢复古史原貌。这种治史方法对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辨伪派产生了很大影响,促进了当时史学的科学化发展。阮元的成就主要是汇总历代文献,编纂《皇清经解》、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等,对学术史著作做了积极的整理,这些成果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学人的重视。

由上述诸点可见,乾嘉史学的内容十分丰富,成就多种多样,历史考证学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我们对乾嘉史学的面貌应有全面的认识和新的阐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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